学农劳动
儿子要去学农劳动了
到余杭的某个农场，时间为两天，在那里住一夜。
儿子兴奋得不得了，吵着要学套被套、铺床单，因为到那里这些都要自己干。
看着儿子的样子，回忆起自己中学和大学的学农劳动。
中学时候，每一周都有一个下午是劳动课，记得高中三年都是周三下午，分单双周，单周在校内参加手工劳动，双周去学校的劳动基地干活。有趣的是，单周在校内的手工劳动课男女生是分开上的，男生在计算机机房，女生则在手工劳动室。不知道那个时候男生在机房里究竟在做些什么，怎么就没有出一个“丁磊”呢？呵呵。那年学校60周年校庆，刚刚收到一批捐赠，据说是苹果机，计算机在那个时代是多么稀罕的事物啊，我们女生对男生的羡慕可想而知。
手工劳动室里放着几台缝纫机和操作台。在那里，我学了一点简单的缝纫技术。处女作是一条淡绿色的连衣裙，高腰，下摆有白色的花边，腰下面有两只小小的装饰性的贴袋，也镶着白色的花边。现在看起来，这条裙子是最早的韩版雏形，裙料是在在布厂门市部买的的零料，只有3块钱，裙子我穿了很多年，以致一位故友，多年未见后再次见到我时说，我记得你的样子是穿着一条绿色小裙子，拖着长长的辫子，掩口一笑。在那条裙子之后，我陆续为自己、为同学、妹妹做过几条裙子和裤子。有一度，设计、制作服装成了我最大的爱好。要不是因为后来的变故，我也许已经成为自己梦想的服装设计师了。是变故让我失去了对最初的梦想的追求，也从此丢失了美丽的心情。上大学后，也曾跟寝室里的姐妹一起做过衣服，因为没有缝纫机，所有的衣裙都是纯手工的。有一次，跟同学一起看过电影《飘》之后，模仿斯嘉丽，花了一个礼拜时间做了一条漂亮的裙子，腰间布满华丽的褶皱，胸前是两排密密麻麻的自己手工制作小布扣，领口镶着同色的花边。裙子穿在最苗条的阿英身上，合身极了，裙摆拖地，风姿绰约，华贵典雅。不知道，这条裙子现在还在不在？
双周的周三下午一律都是去南门外的学校学农基地干农活。那阵子，农村分田到户还算是新事物，我们也是分地到组的，一个小组里4个人，那时我跟颖同桌，劳动时自然也是一个组，另外两个是后面一桌的男生，叶和葛（叶现在是上海某医院的专家，葛是电力局的副局长，他们还记得当年帮我们挖地的情形吗？）他们俩都来自农村，干农活是拿手好戏。颖从小住在镇里，又是家里的老小，从来没干过什么活，她的那一份自然都是两个男生承包的，我们班共8个女生，基本上都一样的不用干活，只是偶尔帮忙拔拔草，捉捉蝗虫什么的。不过，有一件活没有一个同学可以逃得过，那就是“抬料”。那年代我们种庄稼不用什么化肥，用的是最纯正的有机肥–学校化粪池里发酵过的粪便，我们当地称之为“料”。周三中午，每一对同桌都会发到一个高高的木头料桶和一根竹杠，然后在化粪池边排队，等待舀“料”。从化粪池里舀“料”的总是那个严肃的劳动老师–童老师，他每次都能恰到好处地分给每一对同学“料”的份量，一勺、两勺……舀到第6勺，我们就开始叫了，童老师，够了，够了，我们要抬不动了。他总是不动声色的说，好了，好了，就这么多，可是手上还是不停下来，再舀上两勺才说，满了才不会晃出来，晃得满大街都是“料”，人家会骂你们没出息。 从学校到南门外，要穿过当时最繁华北大街、桃源桥，一群青春逼人的年轻人抬着“香气四溢的料”，一路嬉闹，一路高歌，那是怎样一道风景线啊。曾经有一对同桌，由于前后两个同学高度相差太大，抬着料桶一路跌跌撞撞，抬到最热闹的桃源桥时，一不小心，料桶打翻了，洒得前面矮的那位同学全身上下都是，成为当时小镇上的一大笑话。那样的笑是善意的，没有人会像现在的父母那样去指责学校，更没有人会为那样的事情感到羞辱。想起那个年代，眼眶禁不住微微发红，纯真、浪漫得令人迷醉啊……
大学的学农劳动是在三年级那年的秋天举行的，地点在安吉，为期一周。我们都把它当成一次野营活动。已经忘了究竟干了些什么活，只记得，男生打地铺睡在大仓库里，全年级一百多人一个大通铺。女生睡在一个楼上，一个年级20个女生住一个房间，有床，是上下铺。我们更羡慕男生睡通铺。有两件事情，印象深刻，隔壁班几个男生砍了一根竹子，据说是竹园里的种竹–珍贵的方竹，为此带队老师还被批评了（亏得那个年代，人们对社会效益看得比经济效益更重要，对学校和学生有着更多的宽容和珍爱，事情并没有闹大，道过歉就谅解了）。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班的两个男生到甘蔗地里砍了两个甘蔗，被村里人抓住了，被罚了20块钱。前几天深圳的阿昶来杭州，潘老师做东，聚在一起吃了一顿饭，大家还说起学农这件事情，那时候，潘老师正当风华正茂，做我们的代班主任，现在已年近半百，我们也届不惑之年了，真快啊。
儿子要去学农了，他的学农是怎样的呢？
也会有值得他一生纪念的人和事吗？
